尽管有关女性主义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女性主义批评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妇女运动”后才得以展开。女性主义批评以反对父权制和性别歧视为根本目的，从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乃至文学传统上，揭示女性的从属和他者地位，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理论活力。纵观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女性主义批评不仅参与了文学史和文学传统权威的标准重构，更从女性主体对话主体危机后的思想反思。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诗学，不仅全面涵盖了文学艺术的经典标准、价值尺度、研究方法以及话语叙事等方面的思考，也与同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生态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文化诗学保持了密切的参证与互动。该理论的核心理念包括父权制、双性同体、女性气质、性别研究、身体写作等与女性密切相关问题的思辨，同时也为权威、自传、经典、文类、神话、无意识等传统批评母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女性主义批评以多样性著称，即便是英美与法国的女性主义发展路径也并非整齐划一。英美流派更加注重文学传统，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到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英美流派的女性主义者大多从作品出发，重视文本的细读与阐释。而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重要著作《第二性》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存在主义哲思一样，背靠欧陆理论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对女性理论的建设与思辨显得更为迫切。不过尽管如此，与大多明确话语开创和体系建构的理论不同，女性主义各个流派在建构初始都不约而同地为女性在某一领域的缺席而发声。
人们的确可以追溯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或《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巴斯夫人”对五位丈夫的嘲讽，来证明女性主义的历史悠长，然而与对女性充满敌意的文字数量相比，这些较为正面的女性形象可谓凤毛麟角。而这些性属意识形态的建构者，竟也不乏西方文学历史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亚里士多德认定女性天生缺乏某些品质；托马斯·阿奎纳明确把女性界定为“不完满的人”；杰勒德·霍普金斯更认为创造性的天赋“仅仅是男性拥有的品格”。这一现实背后的原因，是长久以来女性在经济、教育、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沉默和压抑。
不难想象，早期女性主义运动只能在男性社会的夹缝之中萌芽和生存。在思想禁锢的中世纪，遁世的女隐修院赋予女性识文断字和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机会。在动荡不安的17世纪，宗教制度的多变、难民及异教徒向欧洲的涌入，让女性在教堂中获得传教工作，从而得到更多学习和发声的契机。18世纪末，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写下了《为女权一辩》，提倡女性理性，质疑传统的男性权威。进入18世纪，女性写作蓬勃发展，无论是玛丽·雪莱、勃朗特三姐妹还是简·奥斯丁，女性作家在这一时期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西方文学史的脉络，“女性读者群的形成和女性小说家的崛起是 18世纪英国文化生活中最意义深远的事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和艺术的书写创作和阅读能力始终伴随着女性运动的呐喊和斗争，系统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随之应运而生。
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变迁，衍化出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社会运动。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则在女性创作穿梭在小说、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之间的作品中产生。最具代表性的应属英国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提醒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两性之间始终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平等现象。这一现象不仅跨越文化和时代，也贯穿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中。应该说，英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谱系始于弗吉尼亚·伍尔夫，随后通过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对男性创作文学的激烈批评，以及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得到更加系统和学理化的建构。
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肖瓦尔特对女性文本作出了重新解读，提出了一种承认女性写作特殊性的女性传统方法，称之为“女性批评主义”。女性批评主义更加关注有性别偏见的男性小说家，批判父权制对文学传统的钳制，揭示“厌女症”和被扭曲的女性形象。肖瓦尔特在1977年曾经回顾女性写作两百年的发展历程，将其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首先，有一个很长的模仿阶段，模仿主导传统的流行模式，并把它的艺术标准和对社会角色的观点国际化。然后是抗议阶段，反对这样的标准和价值观，并提倡少数群体的权利和价值，其中就有获得自主权的要求。最后是自我发现的阶段，适度地摆脱了对于对抗的依赖，转向内心，寻求认同。对女作家来说，用以指称这三个阶段的恰当用语是：女性的，女权的，女人的。这一理论的提出，让女性主义批评逐渐摆脱模仿模式，跳出等级秩序和逻辑结构的男性话语体系，提高了对自身语言、书写模式、叙事方式、阅读体验等女性自我传统的关注。
随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内容逐渐多样，话题包括了重写文学史、追寻女性文学的传统、发掘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性属文学创作与功用、题材和韵律等文学形式的意义等。随着女性运动的深入发展，女性批评家在哲学、社会思想方面的贡献也逐渐超越了女性领域。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女性语言“前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就是女性文学批评与主流话语研究互动和重叠的重要代表。诚然，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问题因涉及广泛而很难整齐划一，但女性写作、女性语言与女性文学传统的构建，仍是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孜孜不倦追求的重要课题。
（本文节选自《外国文学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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